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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互动促调解 和谐发展做贡献
发布时间:2014-04-11 09:51:56 浏览次数:1745

也谈注重群体纠纷 联手成行和解

 

随着经济改革创新的不断深入,过渡时期的社会矛盾日益突显。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群体性利益冲突与诉讼上的纠纷,不仅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同时,由于社会管理(包括意识形态方面)在政策层面上存在着顾此失彼意义上的缺失,由于人们的权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这就自然给司法领域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与挑战。我们今天提出与探讨这个问题,对于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如何在司法层面上处理好这类纠纷完全是必要的。

一、  群体性纠纷的特征与对社会的影响

笔者认为,我们通常所讲的群体性纠纷是指,集群性利益冲突经过动态升级成为诉讼上的纷争。所谓的集群性利益冲突是指,以集合式共同权益诉求为前提,与相对一方因民商事引发的利益冲突。就其具体的种类而言,已知的主要有:拆迁安置、售假损害、企业并购、企业改制、非法占地、劳动保护、社会保险、劳资关系、楼宇维护、股权受损与民间借贷等十余类。就其产生的根本性原因而言,从社会形态上看,由于私有化是建立与发展市场经济中最普遍最活跃的要素;由于不同层次的对生存条件改善具有普遍性与持续性;由于人们的意识更多的与经济社会同处于过渡时期。因此,几乎每个人都处于竞争或者利益追求者的位置。这就必然要出现一些不理性的、不道德的,甚至非法的占有思维与行为。从现实生活上看,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人口众多、国力不足的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从而必然造成一部分人将要失去某些利益;由于贫富不均的矛盾已是活生生的现实,而改变这种情况则需要一个全社会的多方面(多条战线)的长期努力奋斗的过程;由于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引领作用还存在着滞后与不相适应的情形,从而往往要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失衡。所有这一些都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促使人们对眼前的事关生存质量与自身权益问题的急切关注,并在很大程度上将要付诸于法律途径或非法律途径的行动。当这种行动目的是为了一个特定群体的共同权益,并且进入诉讼程序,法律上的群体性纠纷就形成了。

就这类纠纷对社会的影响而言,客观的看一方面表现为社会法制的进步与推动这一进步的动力。而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由于群体一方多为弱势,其权益诉求往往集中反映社会矛盾的突出问题,并且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因此这类纠纷在形态上直接构成对社会的消极影响。而客观上我们的历史进程必然的要求社会稳定与快速发展。无疑,人们对自身权益的关注与为了这一权益而自发产生的行动,无论是否超越道德与法制的限制都构成了与现实社会本质之间的不对称。进一步讲,任何使人们由于权益受损而对社会产生误解的情形,均是社会不稳定的重大因素,同时也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负面的影响。应当指出的是,社会管理的创新与意识形态方面的疏导是减少或解决这类冲突的根本途径。同时在诉讼上运用和解的方式正确处理这类纠纷,不仅是化解具体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发挥着用现实的公平正义来减少这类矛盾的积极作用。

二、诉讼和解是正确处理群体性纠纷的最佳途径

归结以上的话题,有纠纷上法院是社会进步,是好事。有纠纷用非法的途径解决当然是社会异常,是坏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法院道出委屈、受到安抚与维护是与现实社会本质相适应的表现,而一纸判决造成的一方欢喜一方悲则往往是与现实社会本质相悖的。由此,诉讼上不同的处理方式与结果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追求社会效果并不必然的排斥依法审理,而是在法律的基本限制内,通过和解来化解纠纷,从而实现社会效果的最大化。

通过诉讼处理群体性纠纷是一个复杂而又艰难的过程。实践证明的情况是:1、在一般情况下的群体性纠纷中,当事人不仅要求其实体利益受到保护,其诉讼权利更备受关注,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这是所有诉讼参与人都必须注意的新动态;2、由于法院处于终端权力的位置,即审判结果决定着具体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转移与变更。从而更多的矛盾与冲突都要集中到法庭甚至法官个人,这是普遍存在而又难以克服的情况。3、由于判决结果很难满足因人数众多而产生的不理性要求,由于判决也未必能解决那些故意逃避债务这一根本性问题,这就使得一些判决不能达到“案结事了”的预期效果。显然,要使我们的工作实现群体性当事人满意并且案结事了,诉讼和解当为首选。

三、在良性互动促和解中应当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解决好责任意识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的腐败无论是个案的严重性,还是“给红包”的多发性,都是过渡时期的一种负面表象。各级党政干部与从业社会管理职责的中介人员的责任意识,与行之有效的机制建立才是减少并消除这些表象的根本所在。举例说,在一笔巨额公款被卷到国外的过程中至少要经过六个具体经办人,实在说这六人中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不”,该笔公款被卷到国外的事件就不会发生。但事实上我们近6000千亿的公款竟然畅通无阻的被卷到国外。与之对照的是,在一起境外诈骗案中,银行的行长已经签批放行,只是大堂(服务)经理警觉并及时报警,作案人才没有得逞。这足以说明责任意识与负责任的工作,以及相应机制建立是至关重要的。正像一位同志所说,“如果丢掉了责任意识,一切制度甚至法律在个人面前都是白纸!”就法官主持律师参与的诉讼和解而言,一方面一些法官和律师怕招惹是非,不敢碰硬、不敢多言;一方面一些法官和律师只是照法履职,未尽全心全意;更多的则表现为法官和律师因缺乏良性互动不默契,或者根本就没有良性互动的条件。因此,加强责任意识,克服为难情绪,拓宽沟通渠道是促成群体性纠纷和解的必要条件。

其次,在诉讼和解中应努力排斥不利影响。构成对群体性诉讼和解的不利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至少是:1、利益驱动。当事人坚持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理性的;2、盲目服从。上级机关与领导过问在现实生活中是正常现象,甚至对有些案件是必要的。但是由于这个“过问”往往缺乏对真实情况的了解,与对适用法律的不悟,或者法官错误的理解“过问”实质,以为“只要领导在有内容的文书上有签批,就照内容办”,错失了调解的机会;3、情绪过激。有些纠纷源自积怨,特别是群体性纠纷一方人数众多必然导致和解难;4、“众口难调”。人数众多的一方当事人很难在理性上达到认知的同一性;5、案外利益。主要表现在律师收入往往与案件结果挂钩,而律师的言行对其委托一方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6、意外阻力。由于缺乏制约惩戒机制与“门槛低”的法律缺失,一些中介机构不当的鉴定、评估与拍卖行为,往往对案件的正常审理、特别是群体性纠纷的和解构成重大障碍。7、以访压诉。一些群体性案件未开庭审理一方就开始“闹访”给审判机关施加压力。这种情况多见于二审程序,是造成案件终审判决难、调解更难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通过法官与代理律师的良性互动排除这些不利影响是群体性纠纷和解的充分条件,否则诉讼和解是很难成行的。

其三、充分发挥律师在诉讼和解中的优势作用。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摆正律师与法官的关系是首要的认识问题。笔者认为,党的事业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法官与律师在不同位置上共同追求的根本性的工作目标。这就决定了法官与律师之间应该是战友、是兄弟,而不是对擂搏击的对手。可以说,我们那些为了所谓“防止腐败”而历行的,把法官与律师断然隔开,只能在开庭时才能相见一面的做法与规则是不尽科学且将被动摇;再者来说,尊重律师,充分发挥其代理一方的地位优势与专业水平对群体性纠纷和解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常说“当事人听律师的”,现实生活中往往也的确如此。这集中反映了在当事人与人民法官之间如隔海望山那样的模式里,当事人只有相信律师,尽管有的律师不相适宜也是如此。那么怎样才能使律师执业规范到既要讲良知,又要讲法律,更要重视具体情况帮助当事人解决实际问题呢?当然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在诉讼中律师不是在完成一个诉讼过程,而是通过诉讼的全过程(包括执行)帮助委托人解决实质性的法律问题。通过调解来解决问题相对律师责任当然是义不容辞的。这就要在群体性纠纷的和解中具体做好四件事儿:一是法官与律师多沟通,通过律师消除当事人的疑惑;二是严禁排斥与贬低律师,不同意见可以通过专业交流的方式达成共识;三是为各方的代理律师坦言相对创造和谐的条件;四是将确保客观公正的审理合议前置,为群体性纠纷和解奠定牢固的基础,并为法官积极主持和解提供更加可靠的根据。

法律的问题是社会管理与社会进步的根本性问题,而诉讼的社会效果则自然的调整着社会形态的质量。我们的法官和律师正是这副重担的承担者。因此我们应当联起手来,去营造一个良性互动的氛围,并不断创造出丰硕的成果,从而为加快经济社会的前进步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同作出贡献。

                            

 

                             笔者:徐桂元

0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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